「」江系胡派

时间:2021-03-04 03:06:18  来源:资讯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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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中央革命根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上级决定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然而,敌人没有就此罢手,而是积极部署军队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在运动中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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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中央红军计划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便在沿途红军的必经之路进行拦截,而沿途这些地方实力派,非自己嫡系的军阀,他要借红军之手来消灭他们,从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于是,严令粤军阀陈济棠将红军拦截在赣湘粤边一带,并出动大部队在赣南、粤北一带精心策划布置三道封锁线,并筑有碉堡,设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等防御工事,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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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红军高层领导清楚地知道,长征一开始是大搬家式,又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这三道封锁线无疑对红军的威胁是非常大,倘若每一道都得攻坚,耽搁转移时间不说,对红军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为此,红军高层决定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同床异梦,决定派遣红军高层代表,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率队前往陈济棠处进行停战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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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之前,潘汉年特意带了一封中央最高层领导亲笔致陈济棠的书信,以示对他的礼貌,同时,双方要协商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双边贸易,不犯对方所辖境内,坚持北上抗日等内容,给陈济棠留下非常良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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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人称风流倜傥、出口成章的儒雅书生,尤其是脱下红军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一副西装革履的派头,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会昌筠门岭,当他们带着骑兵连,威武潇洒地走到敌军前哨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敌连长跟他们一见面,就悄悄地讲:“潘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呵,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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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陈济棠还专门为潘汉年等谈判代表准备了四人抬的轿子他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很快,抵达谈判地点——寻乌罗塘一幢新近兴建的二层小洋房里。并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谈判代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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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双方达成了以下五项协定,即: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三、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三、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四、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五、切实做好抗日反蒋的各项军事准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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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与陈济棠签订这协议后,陈济棠非常高兴,对红军就立即大方起来,当即下令“明天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随后,他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避实就虚的对策,表面上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也打上几仗,使中央红军迅速地突破两道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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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潘汉年返回中央苏区红军队伍,所有的领导同志称赞他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的作用,为中央红军长征正确选择突围方向,顺利突破敌人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没有打过一枪的潘汉年,领导人称他是立了头功,随后,潘汉年以饱满的热情加入了长征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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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8岁时成为郭沫若、成仿吾等领导的创造社成员,在《幻洲》上以“水番三郎”为名发表了大量尖酸泼辣、很具战斗力的散文与政论文章。20岁时潘汉年入党,受郭沫若邀请前往南昌参加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的《革命军日报》的主编。随后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党组书记、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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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文坛骁将潘汉年放弃了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化名萧淑安、严陵、胡越明等进入了改组后的中央特科,以古董店小老板的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后来,面对风云诡谲的形势变化,潘汉年不断往返于上海和香港之间,扩大党的情报渠道,作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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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潘汉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潘汉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南京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谈判,希望双方“联合抗日”。在西安停留时,他与张学良常常彻夜长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去世,他又赶回上海尽心处理相关治丧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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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潘汉年先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建国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成为一名副部级干部。然而,不久之后,潘汉年蒙冤受屈,因“内奸”问题被捕被永远开除出党籍并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5月,潘汉年从秦城监狱转到湖南,与先期到达的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湘东南茶陵的洣江茶场,继续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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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潘汉年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虽然有病的他欣喜若狂,后经请示公安部批准,潘汉年化名“萧叔安”住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71岁的潘汉年与世长辞。去世前,夫人董慧获准来到病室,潘汉年睁大眼睛看着董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长沙金盆岭墓地,墓碑写着“萧叔安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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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上级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盖棺定论:潘汉年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党的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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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的妻子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1918出生于香港一实业家的家庭,父亲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七七事变发生,当时,才十多岁的董慧,清纯秀丽,天生丽质,富有气质,作为当时的热血青年为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她抛弃优裕生活奔向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入党。翌年夏,中共中央因她在香港有上层人物社会关系,派她回港,以香港道亨银行以一名普通职员的身份,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负责保管党的情报工作经费,并负责香港与上海之间的情报传递工作。后被调至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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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慧至上海后,公开身份是道亨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名普通职员,中共的大量情报经费就以董慧名义在银行里建立账户。她还利用往来于沪港之间专跑银行业务的可靠同事或其他社会关系,把经过包装或密写的重要材料(包括请示和指示文件)往返传送。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她把秘密经费的管理、秘密文件的传递和她公开的职员身份以及她家庭的特殊地位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十分尖锐复杂的环境下,从未出现过任何闪失。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经费不足的紧要关头,动用了自己的积蓄乃至董家私产,使香港的中共情报工作人员全部安全撤退和转移。她一心为公的行为受到战友们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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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董慧调回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机关工作。抗战胜利,董慧调沈阳掩护潘汉年工作。国共和谈破裂,董慧又随潘汉年至香港。1947年,29岁的董慧和潘汉年在香港董家举行婚礼。

上海解放,董慧在华东局统战部任秘书科长,她的丈夫虽然是副市长,但董慧从不以夫人身份出现,与部门同志相处融洽。1952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成立,董慧任秘书处处长,后任上海宗教工作委员会工作、工商处副处长等职务,她曾深入工厂蹲点,调查劳资关系。后她虽然审查并未查出董慧有任何"危害革命"的证据,但仍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行轻、态度好”为名,宣布“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可以释放,但必须居住在监狱家属区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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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董慧和潘汉年离婚,自己就可恢复党籍,分配工作;有人劝她申请回香港,但她选择了等待潘汉年结案,同他共度患难余生的道路,后迁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与潘汉年同住,虽然冤屈未伸,但这四年是董慧夫妇蒙冤后过的一段最平静的日子。

董慧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她与潘汉年一起到湖南省茶陵江劳改农场。此时,董慧在折磨下已患精神分裂症,动脉硬化,左腿骨折,生活不能自理;潘汉年去世后,董慧仍留在农场,1979年2月24日,61岁的董慧也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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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上级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正式为潘、董平反昭雪。董慧终于得到正确结论:董慧从1939年到上海解放止,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无论环境多么险恶,董慧从未离开过潘汉年,令人叹息的是,因为潘汉年与董慧夫妇生前无子女,身后无亲人,他们的平反裁定书除了送给有关部门外,已无处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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